∝╬══→狂想症の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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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篇徐灿的博客。

我和他没有交集，是原来一起实习的周逸同学的朋友，在上海的媒体就职。去年地震之后，由徐灿牵头，因为对某些慈善机构失去信任，决定自发筹款，寻找需要帮助的对象，在博客上实时更新每一分钱的下落。我当时觉得这个主意很好，至少可以跟踪到善款的去向，转账500。之后由于工作调动，从广州搬到北京，也就淡忘了这件事。

今天周逸把博客链接重新发给我，一年过后这些钱终于找到落脚点了，在此摘编转载。

从去年5月13日在MSN上贴出筹款启事，到最终确定建校地址，历时一年。在这漫长的等待期中，没有一个股东，打电话或发邮件来催我，大家在MSN上遇到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急，我相信你肯定能做成，钱放在你这里我放心。”你们的信任，是我削尖了脑袋想办法找关系的最大源动力，真的谢谢大家！

现在，我向大家报告，即将建成的学校，是如何落实的。

去年地震发生后，由于信不过中国红十字会，我想从身边好心的朋友们这儿筹一笔善款，和两个朋友（姜欣和徐亚星）前往灾区，将捐款亲手交到四川地震孤儿手中，公开每个人每分钱的去向，以及所有接受捐款的地震孤儿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当时向大家承诺的原话是：“我们会给每个孩子或者伤员拍照，让对方敲个手印，并且签字，我们以人格担保，所有的钱都会直接交给那些幸存的孤儿。”（其实关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最后把中国民众捐的近400亿善款拨出一部分，通过H×××银行转移到海外，建立自己的小金库，也只是我恰好从一位×××C银行的朋友处听说的，鉴于那天我无法确定他是否酒后说醉话，权当路边社消息，不予采信）

10天后筹钱完毕，总共筹得12万善款。我打电话给四川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处叶处长，他说四川方面关于孤儿确认工作尚未启动——有的父母与子女走散不一定是死亡，即使父母双亡，只要还有一个亲属不放弃监护权，小孩就不能被界定为孤儿。真正的孤儿身份核实工作，要到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后才能进行。

（插一句题外话，我得到的最新消息，截至2009年4月27日，汶川特大地震中的孤儿人数为650人，实际被收养12人，另外638名孤儿被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接收，目前的生活状况良好。消息来源：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陈克福。）

于是，我的想法变为前往灾区，直接把钱送给当地受灾的群众。此时，姜欣已先于我，和登山救援队一起去了四川。他从前方打电话回来和我说，直接把钱送给当地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川人的血性，川人的尊严感，让他们不肯接受甚至两三百元的馈赠。姜欣说，他把两千元分给灾民，就花了一个下午。

无奈，“善款用在刀刃上”的计划，不得不再次改变。

此时，我们行动中，第一个重大利好出现了。

贵人NO.1 徐文瀚登场！

贵人NO.2 袁鸿与他的拍档水晶女士登场！

我在《申》报的同事兼邻桌，著名的美女记者徐文瀚，介绍了一位意气相投的朋友给我——“中国内地最优秀的戏剧制作人”袁鸿（袁鸿其人其事，请查阅百度百科），徐文瀚说，袁鸿和他的《暗恋桃花源》剧组，正在以演一场捐一万的形式筹钱，演出期间，他的好友汤唯、黄磊、何炅们，亦在观众席间以个人魅力募捐善款，共募得60多万元。徐文瀚建议，我募得的这笔钱，可以和他们的善款加在一起，两股溪流汇成大河，能做更多善事。

和工作室在北京的袁鸿通了一个电话，谈得非常投缘，袁鸿告诉我，他计划以《暗恋桃花源》剧组的名义，在重灾区修建一所震不倒小学，我们这笔12万元资金，作为援建方之一注入。

就在我们紧锣密鼓准备前往灾区选址时，周楚南在第一时间得到了一个重大利空——青基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介入地震灾区中小学重建计划，每所学校计划投入在1000万元以上。而我们与袁鸿方面的善款总额，还不到千万的一个零头。

于是在5月28日，“善款用在刀刃上”董事会主要成员——我、周楚南、姜欣、董培浩及夫人刘芸、许正、杨震东、龙婧，假坐郭翔鹤家，由龙婧主厨设家宴，我们开了第一次讨论会议。

就善款使用问题，做了可行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方案A：与袁鸿方面在灾区援建一所小学，监督资金使用，并后续长期援助学校的软硬件建设。

方案B：将善款作为基础，采购书籍教具等实物，并以建设学校图书室的形式，把实物送到学校，同时在上海长期开展书籍、教具回收活动，下放到已有的图书室或者继续新建。

方案C：考虑到受灾严重的甘肃省文县和陇南（毗邻四川，位于本次地震带上，大家可查阅地图）信息披露少，获得援助更少，研究是否可将上述两方案移植到甘肃实施。

6月6日，袁鸿打电话给我，说由于四川目前收到的捐款数额非常之高，造学校的标准也相应提高——是我等无法承受之高，故此，我们开始研究捐助甘肃灾区的可行性。

6月12日，从四川方面获悉，四川最低捐助建校标准为180万元，我们的总额还是只有它的一个零头，因此初步计划，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建立乡小学一所，学生人数在90人左右。

6月24日，袁鸿和水晶结束了一周甘肃陇南的考察袁鸿告诉我，甘肃方面出的最低价码，也涨到了80万一所，而袁鸿他们考察下来觉得最适合援建的坪儿小学，武都区教育局长开出最低价120万！（其实根据当地校方提供的成本计算，费用不超过50万元）。

面对武都县教育局长的狮子大开口，我们一致选择让她滚蛋，但是小学在人家地盘上，所以只能是我们滚蛋。回到北京后，无论袁鸿怎么给武都教育局长打电话，那个女人就是不接，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情况如她说的那样，余震结束的3个月内无法动工，3个月后，才知道，我们的价码让她几乎赚不到钱，所以根本不想让我们去那里援建学校。

不知腐败到连善款都敢如此明目张胆装进自己口袋的污吏，知不知道什么叫恐惧，知不知道什么叫羞耻，知不知道暗室亏心神目如电？

7月9日，袁鸿愤怒地告诉我，他和黄磊等朋友在四川德阳援建的小学，费用从动工前谈好的180万，被当地政府提到了389万。直到他告诉当地政府，要让全国媒体来见证原始合同上的那180万，德阳方面方才作罢（截至2009年4月底，那个小学已经投入198万）。

7月下旬，我前往北京参加2008北京奥运会的报道，顺便找一下熟识的上层领导，看看能不能向甘肃方面打个招呼，促成我们的善举。那位领导听我说完，给我夹了一块德莫利炖鱼，“没问题，陇南有一个副市长是我的好朋友，你去之前和我说，我给他打个电话，帮你搞定。”

9月下旬，结束奥运会、残奥会的报道，我回到上海。10月，袁鸿、水晶来到上海，我们相互碰了一下时间，决定11月10日星期一一起前往陇南，把小学的事情落实到位。定好出发时间，我给北京打了电话，请那位领导帮我和陇南方面打个招呼。出人意料的是，他的手机一直打不通，一周后，他的秘书告诉我，他已经不幸被ZJW“SG”了。

我这边唯一的希望破灭了。致电袁鸿告知此事，袁鸿也很沮丧，我们相约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此后，袁鸿找了某市某集团副总（在这里不方便透露得太具体），现在陇南挂职副市长，听说我们自己已经下去过一次，那个副市长表示有些为难，总不能刚到那儿没多久就断了下面人的财路，被人记恨，以后工作不好开展啊。对于这些官场潜规则，我们只能表示理解。

我也一直在四处撒网，把手机上900多个朋友一一列出，能找的都找了，只是很少有切实的回音。

11月中旬到2009年2月，是我最难熬的时候，该打的电话都打了，该找的人都找了，仍不见贵人降临。也尝试着自己直接联系灾区政府，但结果和我预计的一样，他们那里表示纳闷，现在一所小学最低报价300多万，你们才60多万，就想来建学校，简直是笑话。

2009年，2月14日，情人节。

贵人NO.3 龙婧登场！

贵人NO.4 宋繁银登场！

龙婧，我的女友。《时代周报》总编辑宋繁银，为原《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创办人之一。 

2月14日，宋繁银来到上海，晚上，我和龙婧请他在宋庆龄的专列车厢里，共进晚餐。席间，我们聊得比较投机，我向他说了欲前往灾区建小学却受阻于当地贪官污吏一事。

宋繁银听后，笑着问我，知道为什么我们托关系找到的地方政府领导，不愿出头为我们协调学校建设的事情？我不明就里，请宋总明示。宋繁银说：“当地所有的学校都是用一百多万甚至几百上千万建起来的，你们去弄出个几十万的学校，不是等于昭告天下，所有的学校都有猫腻……”

说完，宋总答应我，此等善事，定会全力相助。他说回广州后，便会打电话给《时代周报》驻西北记者，为我促成此事。

由于是饭桌上的话，我也没抱太大希望。

希望往往就在这个时候悄然出现。

贵人NO.5 王鹏登场！

宋大人将事办成了！

一个月多后，我接到《时代周报》驻西北记者王鹏的电话，他说宋总和他打电话了，让他帮我想想办法。我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和王鹏详细说明，王鹏说一周内给我消息。

一周后，我收到了王鹏的email，他给我发来地震重灾区甘肃文县中庙乡茶园小学（此地离温家宝大人去年前往视察的四川青川县木鱼镇仅4公里）重建请求支持报告。

报告中称，这所在中庙规模仅次于乡中心小学的学校，在地震中校舍全部倒塌，幸存的学生和老师被迫分流到距茶园村15公里和7公里的碧口小学和中庙小学。（茶园村属于国家贫困县的重点贫困村，“5·12”重灾村。人均年收入750元。“5·12”地震造成该村705间房屋、圈舍、厕所、沼气池报废，4处人饮工程全部报废。）

由于学生年龄较小学校较远，每名学生必须有一名家长跟随照顾，并需要租借房屋。然碧口和中庙都处于地震重灾区，房租及其它物价一路高涨，一名家长和一名学生每年至少花费5000元，还耽误一名劳动力无法参与灾后重建，对于已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灾民而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茶园方面希望我们能伸出援手，帮助茶园与相邻的木家坝村合建一所完全小学，学校建好后，至少有2个村60-80名学生可以就近上学，并能解放两个村的劳动力参与灾后重建。

看完邮件，我联系了起草这份邮件的NGO——绿驼铃环境发展中心主任赵中，赵中告诉我，去年地震后，绿驼铃就在茶园设点，参与当地灾后协调，并将全力配合我们进行学校重建工作。

和赵中聊完我们的想法后，我请赵中发来小学经费预算：

茶园村提出小学原址离其它社较远，交通不便，希望将新小学搬至村口，各社和相邻木家坝村的儿童来上学都更为方便。该村征地价格是24800元/亩，校舍和操场需用地2亩，合计49600万元。原校址可按3万元出售，尚有19600万元的差价。该村目前没有公共资金，以往出现类似情况，会全村集资来征学校用地。但目前各家均受灾，没有经济实力来参与集资。希望申请用19600元捐款来征学校用地。

当地专业建筑公司包工包料费为900元-1200元/平方米，考虑到茶园村交通不便大车不能进入、目前建材价格上涨等因素，暂先按上限1200元/平方米来预算。按照建筑面积200平方米算，教室的造价为24万元，操场等诸多其他项目费用另算。

收到预算邮件后，我和袁鸿觉得这个价格可以，于是敲定了时间，于5月4日启程，前往文县中庙乡茶园村。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在可可西里援建帐篷小学的许正，和董培浩的夫人刘芸。

由于我们对红十字会屡次强调的所谓“行政管理费”厌恶之极，出行考察的所有费用，为灾区孩子购买一整箱铅笔、橡皮、卷笔刀、绳子的费用，以及之前商讨善款用处的一次大规模聚会数次小规模聚会的所有开销，都由我们自己掏腰包解决。

5月4日上午，从上海浦东机场飞往成都，下午从成都乘坐4小时长途大巴来到广元，在剑门关下住了一宿，细心的袁鸿研究了一夜我们小学的合同该如何签。第二天一早，乘坐4小时面包车，于5月5日中午来到了文县中庙乡。

万卓环球公关公司的徐琳说，卓越亚马逊是他们公司的客户，去年地震后筹集了一批书想捐，但没有放心的渠道，等我们的小学建起后，要把书捐到我们这里。上海申花队的姚力君听说我在灾区援建学校，积极要求学校建成后，和我一起过去，不但要为孩子们买学习用品，还要手把手教他们踢球，让孩子们享受足球的乐趣……

地震已过一年，但道路两边随处都能见到滑坡的山体，不少倒塌的民房依旧倒在那儿无人清理，很多裂痕斑斑的山墙里还住着人。

“不是不想建，确实没钱建。”从成都到广元的大巴上，我身边的成都军区总院外科大夫小胡对我说了一些灾区现在的情况。小胡家住广元郊区，地震中房屋四墙全部倒塌，幸好父母那时在山上种地，人没受伤。地震后，小胡被派往都江堰，连续做了十天十夜手术，“累了就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在那里主要配合骨科手术，抬进来的几乎都是需要截肢的人。”

就是这样一个对拯救伤员有功的人，依旧拿不到国家分配的每户2万元的建房补助，“我们那里谁和乡长关系好，乡长就把补助给谁，我家没钱给乡长送礼请乡长吃饭，父母和哥哥至今住在四墙都垮塌的屋子里。我们那里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我想给温总理写信反应，但是不知往哪里寄。”

类似这样的事情，一路上听得不少。比如国家给灾民发放的3万元三年无息贷款，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人没有拿到，有些拿到贷款的人，要还6.67%的利息（6万元贷款一年还息4002元），比上海的房贷都高……

到了中庙乡后，见到等候我们的赵中和茶园村村支书吴培厚，“进山时要有思想准备，那段4、5公里的山路是出了名的颠。”开上进山的路，数次人被颠得整体离开座椅，广元的面包车司机也没见过这样难走的路，没多久，就碰坏了油底壳。

下车步行差不多一小时后，我们来到了茶园村。一片山清水秀之地。村里给我们留出的学校校址，在一条15米宽的山涧边，后面是一座种了很多茶叶的山坡。这是一块50×28米的土地，原为农耕用地，现在上面长满了青草，看上去很漂亮，像虹口足球场，但走上去才发现坑坑洼洼很不平整，像工人体育场。赵中告诉我，经过他们测算，后面的山坡发生塌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我们考察完现场，会展专业人士的刘芸就根据村里提供的完全小学的人数，画出了包括教室、办公室、宿舍、厨房、卫生间、操场、校门口的道路在内的草图，并把它拍成照片，用随身携带的无线上网装置发回自己的公司，让公司设计人员根据此图，画出平面图和3DMAX效果图。

晚饭时，刘芸上海公司的设计人员就为她传回了设计图，不得不佩服，静艺会展装饰有限公司的效率之高！

晚上，我们就小学到底是建砖混结构还是轻钢结构（在灾后重建中，很多地方都用轻钢建房，它和我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结构相同，整个房屋是一个整体，相互牵拉，随便你怎么震，就是倒不了），和村委会发生了争执，村支书觉得轻钢是新兴产品，很难接受，坚持要砖混，我们觉得轻钢更安全，更放心。

争执一夜无结果，第二天，我觉得再争下去亦不会有结果，便让村支书找来他推荐的建筑商，先按砖混结构磋商起具体价格。村支书吴培厚向我们推荐的建筑公司，是负责陇南灾后重建的四川川北数码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5月6日下午，总经理吕泽带着工程主管，颠进了茶园村。他们考察了现场，我们考察了他们的资质后（资质没问题，拥有一级、二级资质），他们带我们出山，看看他们在白龙湖边修建的居民安置小区。看了墙体和屋顶的钢筋结构，我们觉得够结实，工程质量不错。于是我们再回到茶园村，大家坐下，面对刘芸电脑上的图纸，谈起了具体价格。

他们说，由于现在灾区建房求大于供，砖头、水泥、黄沙的价格都在涨，砖已经到了0.72元一块，水泥涨到了560元一吨，刚才我们看到的那片居民安置房，不包括地基的情况下，是840元/平方米。我们要修建的学校，由于路实在难走，大车开不进去，到了山前要换拖拉机运建材，所以费用肯定要提高，包含向下挖一米地基的价格，要980元/平方米（若地基深度超过一米，要另算：每方土10元，再加地基灌浆费用）。

按照980元/平方米的造价，乘以我们商量出的288平方米的总建筑面积（教室、办公室、教师宿舍、厨房、厕所），不包括操场、护坡（小学和后面山坡间的防护带，防止再次地震山体滑坡影响到校舍）、校门口的道路、围墙和楼梯踏步，费用已经到了28万元。我们提出，将288平方米的小学主体造价降到25万，“你们利润压缩一下，毕竟都是为灾区做事，我们的钱都是朋友们摸腰包掏工资捐来的，又不是买彩票中来的。”

他们听了没有正面应答，说要不这样，他们自己回去也商量一下，明天给我电话。

5月7日上午，我接到了吕泽的电话，他同意了25万元的报价，但想问问我们在操场、护坡、围墙、校门口的道路等方面，还准备投入多少钱。

我们出山来到他在白龙湖边建筑工地上的帐篷办公室中，他高兴地告诉我们，经过他们一夜一项项详细计算，按照25万元的价钱在茶园村修小学，他们一分不赚，弄得不好工人的工钱可能还要倒贴一点，如果不是看我们在做一件和自己毫无关系的好事，他肯定不会接这个活。袁鸿和我高兴地告诉吕泽，25万做下来，也算办了一件大好事，我们会把他的名字加到校董会名单中去的。

接下来谈正事。工程主管给出了部分剩余项目的价格：小学后面要造70米长的山体护坡5.8万，小学操场（一个28×15米的标准篮球场）平整、硬化2.6万，教室门口高1米宽4米的楼梯踏步平台1.8万。吕泽说，从小学边沿到山涧的那块陡坡前除了围墙，最好再做一个护坡，这样最安全，价钱大约在2万到3万之间。小学总体造价他觉得40万差不多。“学校主体建筑上我已经不赚钱了，其他方面多少让我赚一点。”

我们觉得其他项目有些贵了，暂时没有答应让他做。

吕泽建议我们签合同时，乙方由他本人来签，而不是和公司签，因为那样可以省下必须交给公司的3个点的利润，但我们担心不和公司签，建完后通不过审查，没有答应。“我们和公司签，是希望你把这件事当成一件事情来做，而不仅仅当成一个活来做。”袁鸿对吕泽说。

相互探了底，和吕泽的谈判告一段落，吕泽提出请我们吃中饭，我们不答应，说要请也是我们请他吃，他说，在这里你们还要请我的话，打死都不去的。

和吕泽告别后，我们前往四川青川县沙洲镇，考察那里已经建起的轻钢结构房屋。整体结构为两层楼房，如果小学这样建，不但抗震，还能省出不少空间。那里的负责人为我们核算了一下价格，900元/平方米（包含楼上楼下两层），但不包括地基建设。

前往沙洲的路上，我们路过了在建的沙洲镇中小学，就这样一个行政级别和上海街道相当的地方，居然在建一所建筑面积达14338平方米，每平方米7000多元，总造价一个多亿的中小学！“建得那么大，哪有那么多学生来读！”一位工头模样的人对我们抱怨。

回成都的路上，我们一起讨论了对茶园村村委会的感觉——自己什么都不准备，把所有的事情都摊给我们，我们和吕泽讨价还价时，还撬错了边（吕泽说980是最低价，不能再低了，村支书点头说“对的、对的”），这样是不对的。我们不是学校的拥有者，我们只是从资金上帮助他们，和他们一起建起学校。我给赵中打去电话，要他和村里说一下，必须端正认识，他们才是学校真正的主人和管理者，不要事事等着我们去解决，要把该做的先做起来。

我问袁鸿，依照你之前援建多所小学的经验，谈到这一步，你觉得小学建成的可能性有多大？袁鸿很认真地想了3分钟，抬起头，坚定地说：“80%！”袁鸿在成都和我们分别后，给我发来一条短信：“相约文县，不抛弃不放弃！”

5月20日左右，袁鸿结束《暗恋桃花源》在合肥的巡演后，将回到文县，把我们的善心事业继续下去，我和刘芸、许正，以及这次无法分身前去的周楚南、薛滢、龙婧等朋友，也会继续抽空过去，把善心进行到底。无论最后是轻钢还是砖混，9月1日之前，一座足够结实能扛住8级地震的学校会建起来，小学生们会在崭新的教室里，迎来新的学期。

小学的校名，我们决定，还是沿用原来的名字，叫“茶园小学”。

                                                                             徐灿

                                                                             2009年5月11日凌晨

                                                                             于上海杨浦寓所

Two men, both seriously ill, occupied the same hospital room. One man was allowed to sit up in his bed for an hour each afternoon to help drain the fluid from his lungs. His bed was next to the room‘s only window. The other man had to spend all his time flat on his back. The men talked for hours on end.

They spoke of their wives and families, their homes, their jobs,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military service, where they had been on vacation. And every afternoon when the man in the bed by the window could sit up, he would pass the time by describing to his roommate all the things he could see outside the window. The man in the other bed began to live for those one-hour periods where his world would be broadened and enlivened by all the activity and color of the world outside.

The window overlooked a park with a lovely lake. Ducks and swans played on the water while children sailed their model boats. Young lovers walked arm in arm amidst flowers of every color of the rainbow. Grand old trees graced the landscape, and a fine view of the city skyline could be seen in the distance. As the man by the window described all this in exquisite detail, the ma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om would close his eyes and imagine the picturesque scene.

One warm afternoon the man by the window described a parade passing by. Although the other man couldn‘t hear the band - he could see it in his mind‘s eye as the gentleman by the window portrayed it with descriptive words.

Days and weeks passed. One morning, the day nurse arrived to bring water for their baths only to find the lifeless body of the man by the window, who had died peacefully in his sleep. She was saddened and called the hospital attendants to take the body away.

As soon as it seemed appropriate, the other man asked if he could be moved next to the window. The nurse was happy to make the switch, and after making sure he was comfortable, she left him alone. Slowly and painfully, he propped himself up on one elbow to take his first look at the world outside. Finally, he would have the joy of seeing it for himself. He strained to slowly turn to look out the window beside the bed. It faced a blank wall.

The man asked the nurse what could have compelled his deceased roommate who had described such wonderful things outside this window. The nurse responded that the man was blind and could not even see the wall. She said, "Perhaps he just wanted to encourage you."

2007新年的时候，多年的恶疾，我住进了医院。刚好我的床位也是在病房靠窗的位置。下雪的一天，陪床的妹妹望着窗外对我讲了这个故事。

生病了，突然想起了妹妹陪床时的幸福时光，很怀念~  于是想起了这个故事。